90年代初去北欧留学，我第一次亲身经历经济危机｜三明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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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日书作者笨拙，写下她在九十年代初的北欧留学经验，在那一段时间里开启她对于贫穷与富有的认知，也在那时候起与经济危机有第一次接触。跟着她笔下的事件，在过往的金融风暴中走一回，感受那些因为金钱引来的各种各样的悲喜故事。
匮乏的时代
我们70后这一代生活在物质匮乏的时代，我从小就认为我家是没钱的。
小时候一直住在父亲单位的大院里。在沈阳的时候，我们住在航天部位于塔湾以数字命名的研究所，小学三年级随父亲迁入北京，住在位于南苑机场的空军研究所大院。北京的研究所因为隶属空军，大门站岗的都是拿枪的士兵。
我们居住的家属区楼房也都建在大院里，邻居都是在研究所工作的叔叔阿姨们，家家的生活水平都是一样的。唯一的特权阶层是研究所领导，这些家庭住在单独的一栋楼，是为曾经来援助的苏联专家们兴建的。每家有木地板、单独浴缸的卫生间，当然浴缸因为没有热水供应，基本上就是用来堆杂物的，所以领导也一样要在大院的公共洗澡堂子里跟大家坦诚相见。
没有当上领导的工程师们住的普通家属楼，也叫筒子楼。虽然是家属楼，其实是仿照苏联办公室的设计建造的。
一进楼门，迎面就是宽大的水磨石，楼梯通上面一层。上去之后，左右两个长长的走廊，走廊里本应是办公室的房门，之后就住着工程师和家属们。每一条走廊有一个公用的洗手池，洗手池是用水泥砌的，左右两排，一排七八个水龙头。洗手池通向公用厕所，七八个里面有蹲坑的小隔间。
几十年后的今日，我有时还会做梦回到那栋办公楼式的家属楼，在梦里一层一层走上宽大的水磨石楼梯。
九十年代初，我离开中国到北欧留学，第一次体验到物质极为丰富的商品社会。到当地人家里做客，更加深了“我来自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”的概念。
十年前，我参加了一个以女性领导力为主题的国际论坛。碰巧我身边坐着一位来自美国的电影行业女高管。聊天中她提起八十年代中期她就来过中国，参观当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。她问我那时候住在哪？我说北京。她看着我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。
“这么说来，你是属于Privileged（特权）那群人。”
我试着反驳，“不对，我们那时候非常贫穷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的父母也只不过是普通科研人员。”
她看了我一眼，很坚定的说，“那个年代，住在北京的都是Previleged（特权）。"
这段对话，我过了很长时间才有所领悟。最简单的比喻就是平壤市民都是Privileged。
就像前两天，一个来自湖南的每日书群友写道，“今天我把自己和女儿的户口迁入西城，女儿从此就是二环里的老北京了。”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计划经济还在我们的生活中占着如此重要的地位，户口依旧值钱。
我转学去挪威之前，在人民大学财经系读国际金融，除了学英语，就是听教授货币银行学的老教授念叨“一张牛皮换三个斧子，同学们，哪个是等价物、哪个是被等价物，你们清楚了吗？”
带着这些近乎古董般的有关钱的知识我到了挪威，才真正开始学习金钱以及和金钱相关的知识。同时，中国经济也开始对外打开大门，中国再也不是一个能关起门来自给自足的大院，而金钱就像从神灯里逃出来的精灵、魔鬼，引来各种各样的悲喜故事。
第一次亲密接触经济危机
第一次亲身经历经济危机是上世纪90年代，刚到挪威留学就碰到了北欧国家的经济危机。
刚到挪威，到机场来接我的中国留学生学长就告诉我，北欧现在经济非常不景气，瑞典克朗已经贬值很多。“你看，咱们大学城里那些老学生，都是找不到工作，拖延毕业时间，靠政府的教育补助生活。”
我当时随身带有父母跟亲戚借的一千美元。刚到挪威的时候，奖学金还需要时间发到手中，这一千美金以1比5的汇率换成挪威克朗，成了我的救急生活费。因为挪威是产油国，经济危机的波及还没那么快的显现出来，等到两个月之后奖学金发到手，我去银行换美金汇给父母还债的时候，挪威克朗贬值到了1比6多，一下子损失了快20%。
毕业前一年，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上升通道，互联网经济开始高歌猛进，全球股市都在涨。
1996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商学院做交换学生的时候，选修了一门股票价值评估的课程。这门课的教授很有名，发表了许多关于如何正确判断股票价值和股指预测的论文。
彼时美国股市正朝着6000点进发，根据我们的大拿教授的模型，泡沫已经形成了。交换结束后，我回到挪威开始在麦肯锡公司工作，作为分析员的我经常需要对标美国的股指进行数据分析。眼看着美国股指迅速突破6000点，教授预测的泡沫一直没有破，反而在互联网经济的推动之下一路突破到万点之上。
泡沫终于还是在2000年上半年破了。到了2001年，泡沫全速消退。大多数网络公司在把风投资金烧光后停止了交易，许多甚至还没有盈利过。投资者经常戏称这些失败的网络公司为“炸弹（Boombs）”或“堆肥（Compost）”。英文的炸弹(Bomb)和急速发展（Boom）, 电脑（Computer）和垃圾堆肥（Compost）拼写相近，刚好用来讽刺前一天大家还追涨的股票，第二天就跌倒谷底无人要。
2000年底我回到北京工作，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同事们，受美国全民炒互联网股票的影响，业余时间都在做美国股票。
几个投资风格激进的同事，多年的积蓄因为这次互联网泡沫的破裂，全部归零。曾经和一个从美国分公司借调回国工作的同事一起吃饭，说起这次互联网泡沫的破裂，她很郁闷地告诉我，她和老公因为跟银行借钱炒期权，欠了银行很多债，可能还要一年多才能全部还清，所以这份工作她要特别珍惜。
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认识因为炒股赔上全部身家的人。
但，2000年初的这次泡沫也造就了少部分人。
一个朋友用读MBA的学费买了已经降到几毛钱的新浪股票，不到一年，股价回到四十多美金，他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，辞职成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。OPPO和Vivo的创始人段永平，也在当时网易股票只有几毛钱的时候，买入一百万美金，至今还是投资界传奇故事之一。
中国股市第一次全民狂欢
2005年，一次公司同事的聚会，我旁边坐着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分析员。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，只记得他个子很高。整个晚上，他都在跟我讲中国股市要开始涨了，这次机会他一定要抓住。很快地，我听说他辞职去专职炒股了，咨询顾问没日没夜的工作不利于发财。
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很准确，上证指数在2005年达到998点的低点后一路攀升，2007年10月达到6124点的高点，然后回落至2009年的3000点左右，之后一路下跌到2000点。
2007年初，我去上海威海路幼儿园接女儿。女儿每天放学的时候不愿意马上回家，总要在幼儿园的游乐设施上跟小伙伴玩上半个多小时，我和另一个妈妈坐在一旁一起等孩子。
她是二年前从美国回到上海，她的老公在一家国外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工作，她全职在家。聊着聊着她忽然告诉我，她老公最近把在上海仅有的两套房全卖了，现在租房子住。她老公的朋友当中有一位身价上亿的股神。老公把家里的全部资金都投入了股市，准备这一次也搏一个上亿的身家。
我能明显听出她话里的焦虑，但是全职在家的她，又有什么资格质疑老公的投资策略呢？2007年股市大跌的时候，我已经搬家回了北京。只能暗暗地祈祷这位妈妈的老公在大跌之前成功逃顶。
这次股市是一次全民狂欢，很多对投资和股票完全不懂的退休老人都投入其中。
不会炒股的就买基金，在匮乏时代住着单位分配的房子，拿着死工资的老人们纷纷做起了发财梦，只因为钱来的太容易。已经退休的父亲在这轮股市过山车的过程中，受到了他人生中第一次投资教育。他和其他退休的老同事们一起，在股市破万点的专家忽悠之下，被彻底被套牢，直到2015年下一次过山车的时候才成功解套。
美国次贷危机带来国内房价暴涨
2008年9月9日，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失控，多个大型的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。全世界一片哀鸿，唯有中国，因为奥运会的举办，总氛围是一片喜庆。
尽管有奥运会的加持，京华时报上尽是房地产商的广告，北京买房不需要排队、没有限购、容易贷款，但是房价并没有快速上涨的迹象。
当时我刚换了一家新公司工作，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同事，跟大家讨教是不是应该在北京买房，还是再等一等？我们大家一致告诉他，既然你要自己住，就快点买。他很听话，很快在北京CBD附近买了房。这个同事没有熬过咨询公司苛刻的绩效考核，不到两年就离职了。这份工作对他最大的收获就是在我们这些姐姐们的劝说之下，在北京最后一个房价低点买了房。
新公司级别最高的是一名来自新加坡的合伙人，他在北京居住超过十年，一直租房子，经常被手上已经买进多套房的低级别大陆同事暗中嘲笑。他在这次危机中也没闲着，当花旗银行股价大幅度降低的时候，大笔买入了。我不记得他是多少钱买入的，看了一下花旗银行的历史股价，2007年的时候超过400多美金，到了2009年2月只剩下15，十年后也只回到70块上下。还好他没有抄底AIG（美国国际集团）的股票。AIG当时是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，因为资不抵债，被美国政府接管，股票最后一钱不值。
2008年底中国政府四万亿政策的推出，救了全世界，也让中国的房价开始高速飞涨，后面紧接着就是各种限购、限贷的政策，买房渐渐退出了办公室八卦的话题。
四万亿到底有多少流入实体经济不好说，流入金融行业肯定不少。
从这时开始咨询行业的吸引力不断下降，同事们纷纷跳槽去做私募。市场上钱太多了，需要人手找项目把钱投出去。
再次躁动的全民投资
2014年底，股市在沉寂了7年之后，又开始躁动。
这次上涨的速度更快，政策放宽允许大家借钱炒股了。专家们在媒体上宣传改革红利，用来解释不合理的超高市盈率。不到半年指数从2400 冲到5000以上，很多人还没反应过来，股市就开始下跌，微信圈都是为国接盘的新闻。
我家隔壁的老张一家没过多久突然搬走了。老张的女婿在国有四大银行之一工作，借钱炒股被平仓之后，欠了证卷公司上千万。女儿女婿因此离婚，卖掉了居住十年的房子，跟大家再也没联络。
可能因为股市波动只持续了半年，很多人还没有机会亏钱，当2017年P2P打着互联网金融创新的牌子粉墨登场的时候，受到了全民的欢迎。从支付宝理财开始，每个人都天天抱着手机，看今天自己又挣了多少钱。渐渐地，一位数的回报率很多人看不上了，必须两位数回报率才会考虑。胆子大的开始借钱投资，邻居之间也开始频繁沟通高回报的项目，俨然都是私募投资人的派头。
这次躁动老年人依然不甘落后，很多人把闲置资金拿出来买P2P了。彼时我在陆家嘴工作，我们公司同一楼层搬进来一家金融投资公司。每天都能在电梯间里碰到上海的退休老人，每个人下楼的时候手里都拎着一袋礼品，旁边陪着一个穿深色西装的年轻销售，阿姨长阿姨短地陪着笑。
转折点出现在在2018年，6月14日，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说，“收益率超过6%就要打问号，超过8%就很危险，10%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。” 其实我们看到的P2P项目，很多就是源于古老的金字塔骗钱故事的再版。用新人的钱还旧人的利息，只要有更多的新钱进来，金字塔就不会塌陷。郭主席这一番话，提醒了一部分人，新的钱跟不上，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开始塌了。于是毕生积蓄被P2P清零的悲惨故事开始在媒体上轮番出现。
在陆家嘴办公楼的这家财富管理公司终于搬走了，我在新闻里看到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到公安局自首的新闻，才突然想起来这家公司的名字就叫证大，因为还不上投资人的钱破产了。
老爸的大学同学，十年前年在家里力排众议在北京郊区买了一栋别墅。别墅没有装修，也没住过一天，2018年初以八百万卖掉，成了家里的投资之神。800万到手之后，在邻居的劝说之下，老人家考察了几个P2P项目之后，为了分散风险选了三个不同的项目全部投了进去。
不到几个月，三个项目先后爆雷，又回到了起点。说起来真的像做了一场梦，没有享受过住别墅的生活，八百万砸在头上不到半年就清零了。老爸的同学还算淡定，至少只输掉了卖房的钱。一起参与投资的几个老邻居，都是一辈子在研究所大院里生活的老工程师，有两人因为想不通为何毕生积蓄一夜清零，很快去世了。
太阳之下无新事，静等下一个轮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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